我的往事（20）：再次串连 文/李康平

串连回到学校，学校依然还是很乱，一点也没有恢复上课的迹象。事实上从1966年第一学期开学一个月之后，直到我们1968年初中“毕业”，都再也没有回到教室上过一节课。

山里的孩子一旦走出大山，就被外面的精彩世界深深地吸引住了，总想有机会再到外面去看看。这时我们听说还有许多同学依然在外地串连，都没回来，我立刻又坐不住了。于是我约上小学、初中都同班的罗建政同学，他又约了另外一个同学，我们准备三个人一起再次外出串连。有了第一次出去串连的经验，我们这次决定不走山路，走公路去西安，路上随时准备搭乘便车。也不再傻乎乎地背个背包了，一路上接待站住宿都有被褥，我们每人只带一个挎包轻装出行。临到出发那天，罗建政联系的那个同学又不去了，就只有我和罗建政两个人了，我们依然决定行程不变，两个人也要出去走一趟。山外的精彩世界对山里孩子的诱惑足够大，大到我们无法停下走出去看看的脚步。

1966年12月，我们从安康再次出发，第一天经安康五里镇住安康恒口镇，步行70余里；第二天经涧池铺住汉阴县城，步行还是70余里；第三天经马池铺住石泉县城，三天的行程差不多都是每天七、八十里路。从石泉之后我们就没有再步行，搭了一辆拉货的卡车坐在上面去了西安。

在西安我们还是整天无所事事地逛街玩，没有任何“串连”目的任务。这时接待站的串连学生来来往往，有准备返回家乡的，也有还在到处串连的。各种小道消息也是漫天飞，有说毛主席是支持红卫兵革命大串连的，也有说中央要求串连学生回校闹革命。我们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这时，我们听接待站的外地学生说现在红卫兵串连坐火车不要钱，随便坐。我们想，出来了就是想到处走走逛逛，干嘛不乘着这机会多玩些地方？我和罗建政一商量，走，我们到西安火车站去看看，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呢！

进西安火车站也不用剪票，亮一下串连学生证明，甚至只要说一声车站工作人员就让进站了。只见站内站外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南来北往的串连学生。站台上停有一列火车，也不知道往哪开，我们只管夹在大股的人流当中往车上挤。有的从门口挤不上去，就从车窗往车厢里爬，一个从外面推，一个从里面拽，里应外合。车厢里也是人满为患，不但座位没有空着的，而且过道、车门、车厢连接处站的都是人，甚至有人钻到座位下面、爬上行李架躺着。

上了车才知道这列车是开往成都的。成都就成都，反正也没去过。我和罗建政上车没有座位，就守着旁人的座位在过道上一直站着，等人下车就有座了。列车走走停停，从西安到宝鸡，火车慢车要4个多小时，快车2个小时左右，现在动车1个小时，而那天我们坐了大概8个多小时才到宝鸡，罗建政终于等到了空座，我们两个人轮流坐会儿。车到阳平关，我也等到空座。

到了成都，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串连，还是跟在西安一样，整天就是逛大街、逛公园。我们到过四川省政府门前广场、天府广场（记得文革期间似乎并不叫这个名字）、杜甫草堂。文革初期全国各地都在“破四旧”，成都的许多历史文化古迹遗址都不开放，因此哪儿也没去，就又听说党中央、国务院1967年2月3日又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成都也在组织串连学生返回原藉。于是我们联系串连接待站给我们安排乘坐返回西安的火车。

等我们回到西安，我们两个人身上总共只剩下不到一元钱，已经没办法继续回家的行程了。于是我们一起到西安钟楼东北角邮电大楼（五十多年过去，最近再去西安，看到邮电大楼还是当年的模样），给母亲挂了长途电话。接通电话叫了一声“妈”，我就哭出声来。母亲在电话里安慰我：“别哭，别哭，什么事？”我说我没钱了，回不了家了。母亲让我去西安西城墙外的某个地方找外贸车队的一个姓杨的司机叔叔，搭他的车回来。我母亲当时在安康地区外贸公司工作，认识这个杨叔叔。

打完电话，我们就去找外贸车队，很顺利地找到杨叔叔。他让我们第二天一早就来车队坐车。这就样，我们顺利地回到家，结束了我的第二次串连。当时我们还在想着有机会再出来串连呢，那时我们就更有经验了，可以走得更远。可是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全国大串连就此永远地停止了，我也只好打消了原定当年春暖后再出发串连的念头。

作者简介：

李康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1972年从旬阳县神河中学高中毕业，同年12月从旬阳县城关镇入伍，在铁道兵11师53团历任战士、文书、班长等，1976年退伍在安康铁路分局工作。调铁道部后历任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铁道部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铁道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国铁路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等职，现退休。

本期编辑：刘萧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