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文/金子湖
时光如箭,岁月如梭。许多东西正快速地从我们眼前消失,而以前小时候的记忆却在无尽地疯长,想抹掉都难以抹去,又倍加珍惜起来。每回回在梦中,那些人,那些事,还有那所小学校。
那时候的小学,比较红火。那时候,因为村里人都是在村子里,都是以种田为生,很少有几个人在城里单位和工厂上班,农村里一个大庄台接着一个大庄台,一家子正常都有五、六口人,最多地一家大概能有十来口人,所以村村都有一个小学校,都比较红火,不像现在有的庄台都被拆了,青壮年和小孩大都上了县城,有的在县城买了房,孩子在县城上幼儿园和小学,为了孩子在县城找个班上或者就是陪读,庄台上只剩下一些老年人,庄台不像庄台,冷冷清清,再也没有那种热火劲了。而且因为人少、小孩子少,村里的小学都撤了,现在有的镇上的小学都撤并到县城了。那时的小学校都是由村里出地方、出钱砌地,所以小学校的名字都随村叫,我们的小学校叫衡阳小学。那时候,父亲已经是村里的支书了,经常到学校去与老师交流,对学校的投入也比较多,学校里只要有了难事,只要校长找到父亲,父亲总会想办法去帮助他们解决。还有一个,只要遇到节日,父亲总会与村里的干部一起到小学校来慰问。衡阳小学,原先是五个年级,还有一个幼儿园,一排红砖乌瓦扁砖石到顶,一个班有三十七、八个学生。后来,学生和老师又多了起来,村里又帮助学校砌了几间教室。幼儿园只有一个教室、一个老师、一个班,一个老师,先后是我干姐姐柏基美的老姑和干姐姐本人。在幼儿园的旁边还有一个厨房。
那时候小学校里不但学生多,而且老师也多。老师大多是本地的,也有个把两个是外地的,也有县城里下来的。因为比较远,所以他们要住在小学校里,就要自己做饭自己开火,偶尔小学校里的老师也会买菜做饭聚一次餐。每天,学校还要举行升国旗仪式,每天放学还要排队放学,仪式感很强。
每年清明节,学校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祭扫烈士墓,一般地是到后大圩边祭扫理在那里的本地的烈士,最远地有一次是学校组织同学们去县城的烈士陵园进行祭扫活动。那时候,大家都能上得起学,几乎没有学生因为缴不起学费而上不起学的,学生也比较多,一个大教室有时都坐到最后面了。小学校美地像一幅画,四周是个护校水沟,教室后面有一个大鱼塘,水比较清,塘中有一塘的荷藕,里面也养了许多鱼,还有一些老百姓家里养的鸭和鹅。
那时,条件也比较简陋,学生坐地凳子都是自己从家里带的,我带的那条板凳是桑树做地,特别宽特别重,父亲叫我带这条板凳说结实不容易坏,每次开学、放假自己都要把自己的板凳再扛回家,我的板凳实在太重,扛一会就要歇一起,多少年后因为这条板登太丑又太重,便被扔了。上下课都是靠老师打铁铃,那铁铃声是我们最喜欢听到的声音,因为对于我们这些贪玩的学生来说,那声音一响,我们就要下课或者放学了。渐渐地,又变成了电控制地自动电铃声了,不用老师再拿个铁棒子去敲了。衡阳小学也算也有点名气,从衡阳小学走出去地算得上有名的几个名人,堂皇表舅吕迈是第一个,弟兄几个一大家子住在小学校的西边,曾是浙江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旅日画家(前几年在浙江杭州去世),擅长画大公鸡,曾经送给父亲、大舅他们几个人几幅大公鸡,父亲又不知道装裱,当个小画贴在木排山上,被虫子蛀坏了。王远顺校长做中学校长时特地请吕迈题写了中学校牌,落款是邑人吕迈。蔡恒奇,也是我堂皇表舅,毕业于北京大学,北京人文大学国学院院长,国学大师。还有四队的潘秀富,以前在安徽省某银行工作,后在北京某银行工作。还有一个吕铁军,金湖中学教师。记得读高中,一次调皮捣蛋,副校长、语文老师张俊平对我说,“你是戴楼人,这几个人你知道吗?你要向他们学习”。
那时候的小学,老师比较严厉。严师出高徒,严管是厚爱。在印象中,老师对学生都比较严格,对调皮的学生有各种各样地惩处,通常都是揪眼睛皮,要么是木尺子打手掌心,还有就是掷粉笔头和罚站。有校长张和祥、王远顺,有老师蔡守文、张业齐、万宝成、张太勇、于浮海、施剑、董凤昌、胡友周、衡敬赏、施杰、董守先、刘仁玉、赵可俊等,还有几个县城里来的男女老师名字都不记得了。揪眼睛皮最狠的,当数教数学的于浮海老师,他个子不高,揪眼睛皮却是最狠,当时一个女生上课讲话,他叫她站起来,站起来以后还是与同学小声讲话,于老师非常生气,他跑下来,把她的眼睛皮一揪,并用力地向里面一转,痛地女生当场就流下了眼泪,并大哭起来。一个班三十多个学生基本上都被他揪过眼睛皮,除了我之外。大家都比较怕他,都怕他揪眼睛皮,学生们当时形容他的揪眼睛皮就像挑螺丝一样,一转这么一旋,特别疼,所以,正常情况下,于老师上课,下面课堂纪律都比较好,都很安静,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现在想想,那时我没有被于老师揪过眼睛皮,主要是家里有点亲,他是我的远房表姐夫,还有一个就是父亲当时是村支书。
那时放学,都要站成队,一队一队地走,要求大家都沿着教室门前刚锯掉地大叶子柳树的一排大根站队,有同学没注意站到了大树根的前面,负责站队的刘仁玉老师上来就对着站过了的同学一脚,那知那同学一跳,刘老师一脚正好揣上了大柳树根,只见刘老师脚上的皮鞋尖被大柳树根碰了撕了开来,刘老师心疼死了。
还有一个比较严的,董守先老师,是我的远房表哥,也做过我的数学老师。他喜欢对调皮的学生打手心,有的同学手心被他打地通红通红,大家也比较怕他。那时候有六年级了,我们衡阳小学只有一到五年级,我都到邻村向东小学上六年级已经有二、三个星期了,一天下午放学,我刚到家,就听他在我家跟父亲谈着话,“老姑爷,老表的数学比较差,跟不上,让他再上一年五年级”。后来,我就回来又上了一年五年级。现在每次看到我,老表都还有点不好意思。想想当时留一级也好,要不我的数学成绩还差,高中高考时数学一百五十分全是选择题只考了五十七分,班主任老师说,“眼睛闭起来也不止考这么点分啊!”从小学开始,我的数学就比较差,最不喜欢上的课就是数学课,一上数学课就头疼,一考试心就慌,小学二年级开始数学试卷后面十条应用题,只会做第一题,第一题比较简单,一般都是送分地,大家基本都会做,下面的就做不起来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老师,教语文的王远顺校长,后来中学教我们政治,那时我语文比较好,他非常喜欢我,与父亲的关系也处得比较好,他搭建了许多平台给我,参加乡中心学校的运动会、乡“五四”青年节演讲比赛、中小学生作文比赛等,在语文特别是作文方面给了我很多地指导(上班一段时期两人又同在一个办公室)。后来,我的语文一直比较好,高中作文经常被班主任老师作为作文课上的范文来读,一些女生悄悄地把我的语文记录簿和作文本带回家看。
还有蔡老师,年纪比较大点,教我们的语文,毛笔字也写地好,记得父亲每年年三十晚上都要跑到蔡老师家请他写门对字。父亲送我去上小学一年级时,蔡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父亲说,“叫长大”。蔡老师说,“那怎么行”。父亲便说那请蔡老师给起下,便有了我现在又响又亮的名字。那时候,老师喜欢到学生家中进行家访,对学生比较关心,与学生、家长进行沟通、联系。
还有我的二爷和老爷,那时候只记得二爷和二娘娘老吵架、打架,经常把二爷的脸抓破了,后来二爷便不想教书了。还有老爷,书教地好好的,老娘娘叫把她教一起,她去教了却什么也不会,“要死了,这是胡友周的周字,你都认不得”。后来老爷的书也不教了。到现在,大家只要谈起二爷、老爷,都纷纷摇头,“标准的两个老高中毕业生,不是两个家里人闹,现在退休了一个月大几千元的退休金呢”。
那时候的小学,学生比较顽皮。那时候的我们,上学比较贪玩,经常逃课,经常迟到,要不就是懒在床上装病不想上学,要不就是上学望放学。上学磨磨蹭蹭、慢慢腾腾,放学铃声一响,忙地比谁都快!比兔子跑地还快。我家那时在老庄台,离小学校最近,只有两块大田远。早上早读课,我是经常迟到。我比较喜欢睡懒觉,眼一睁,一看不好,都早读课要下了。匆匆地洗个脸、刷个牙,有时脸都来不及洗,早饭是正常来不及吃。大家下早读课时,都站在教室外面,谈笑着,我是等大家不朝前看时,我就站起来小跑一阵,等大家朝前看时,我又急忙蹲下来,然后再小跑,再蹲下。反正,那时,我迟到,老师也不怎么说,知道我父亲是村支书,他们都对我客气。早读课读书的声音倒是蛮响亮地,就是没记住,跟着老师摇头晃脑地读《送雨衣》、《周总理,你在哪里?》、《欧阳海的故事》、《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等。
有时,几个小伙伴,背着个书包一起去上学,还没走多远,就商议着不去上学了,几个人一头钻进竹林子里,玩起扑克牌来了,到了中午,人家放学,我们也背着个小书包放学了。只到后来老师来家访时,才知道我们逃课没去上学。家在县城的老师住在学校,老师老叫学生帮助烧火。有天早上,我去地比较早,学校基本还没有学生来呢。老师一看到我,就喊我帮他烧火,我在家里也从来不烧火做家务事,再加上烧火身上烧地一身灰,我心里不怎么愿意,但是老师叫了,不烧也不好。突然,我点子上来了,外面阴着天,下着一星二星地雨,我把火柴死命地划,一盒火柴都被我划地差不多了,火却还没点着,上面老师连着问,怎么还没烧起来,我连忙说,“天阴,火柴有点潮湿,难点着”。他一看,火柴都要没有了。老师一急,“算了,不要你烧了,我自己来”。我一听,高兴极了,连忙放下火柴,便跑外去了。
有个县城里下来的女老师,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长地比较好看,声音也很温柔。大家都喜欢有事没事找她说话,都争着找她问问题。一天早上上课,外面下着雨,大家都穿地胶靴,老师穿地是红色的胶靴,前面的同学问她问题,时间长了,她就半趴着,一只脚伸到了我的桌子旁边,那红胶靴子里穿着纯白色的袜子。我弯下腰拾起地上的一个小泥团朝她的红胶靴里一放,等她一会儿站起身来时,胶靴里肯定是粘起来了。她一看,脸红起来,她知道肯定是我弄地,她朝我盯了一眼,然后没说什么就走了。可是,没有多久,她便调走了。
那时候,班上有几个女同学长地特别好看,大家都喜欢跟她们玩,还喜欢把女同学的书包背回家,上学又背着;喜欢放学的时候追着女同学的后面跑一起,直到看不见了;喜欢与几个男同学一起跑到女同学的家里,最后还要到她家的厨房的水缸里舀起一觚水喝了,感觉比较甜;喜欢放学了不回家,弯上一大弯,绕上一大圈,走衡阳岗头到小新街玩;喜欢在同学家玩,一个星期都不想回家,直到父亲找来硬把我叫回了家;那时,三爷和小姑母晚上到小学校里的操场上教我学骑自行车;我们那时浑身好像有使不完地劲,放学能背着个书包几个人弯到多远地小新街去玩。大个子陈凤山老捉弄我们,骑个自行车说背我,我刚跳他就猛地一骑,我咣当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们几个同学上县城玩,在县政府南边毛线大王旁的老金湖影剧院面前有个小个子跟我吵起来说要打我,一头撞见陈凤山,他风风火火地跑去搂衣卷袖地对那人骂了起来,“妈的,老子在南边刚打过架,谁要打,来,跟我打”,那家伙看他人高马大地便不敢吱声了。我与贾宝玉是一张桌子,我们两个老吵架,我不想与她讲话,把桌子用粉笔在中间划了一条线,不允许她越界,经常欺侮她,她就老哭鼻子,她爸爸是小新街粮站的,一家子住在小新街,她妈妈拿个叉子来学校找我,问人认不认识我,我吓得跑了。
我们几个同学放学不回家,在学校的操场上砸钱堆,有时有铜板就用铜板,有时没有铜板就用半截砖头;有时玩打纸炮子,能赢个半书包的纸炮子;有时玩打蓝球;有时踢足球;有时玩斗鸡;有时玩玻璃弹子球;有时玩火柴皮。那时候最好吃的东西就是一些老头、老太太们用个篮子拎着卖的瓜子、花生、油条、麻花,一分钱三小酒杯瓜子能吃半天,或者一个鸡蛋换东西吃一天。还到田里人家长地蚕豆摘了一些回去,用线串起来煮熟了挂在胸前慢慢地吃。还记得几个同学晚上到人家的塘里去偷藕,刚下去就被人家发现了。
那时候,悄悄喜欢的人不少,像陈志军和雷雪芹、房彩林和孙国云等同学结地婚。我和王远富、陈凤山他们在背后说,你喜欢谁,他喜欢谁。大家都说王远富喜欢妍汇,说我喜欢李云,李云早已与白马湖乡的堂皇老表订了亲,白马湖的大姑爷来她家时,总要把父亲喊她家一起去喝酒,他大概也听说了什么,一次对我说,“她是你表哥的对象,你不能插一扛子”。毕业十周年的时候,曾卫星、王远富他们张罗着组织师生相聚了一次。毕业了很多年,有的老师、有的同学,几乎就没有再见过面。
眼前没有了,那些曾经美好的东西,那些曾经单纯的我们,那承载着我们梦想的小学校。现在,只留下破败的小学校的院墙,还有残留在记忆里的往事。
责任编辑:肖海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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