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一段往事 文/刘家胜

　　爷爷十八岁时，从河南省邓州市东郊背井离乡，为了生活出路，独自一人到外闯荡江湖。先到湖北省老河口市街道离店铺当学徒，后因战乱所迫，离开了这里，沿着汉江水面上来到陕南旬阳县。先是来到蜀河口帮人贩运山货水运生意，经人介绍后到棕溪街定居，娶了蜀河街申枝梅为妻。我的奶奶人强，办事果敢有主见，虽然在棕溪沟里举目无亲，但在无依无靠的情况下独立门户，从此有了不断发展壮大的刘氏大家庭。

　　我们在棕溪街上属外来户，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举步确实不易，居住房屋也成问题。我们租住在大户地主陈启怀的房子里，开小店卖货，过着度日如年的艰难贫苦生活。

　　爷爷个性豪爽、耿直、乐于帮人，认识熟络了汉江上的几位船太公以及旬阳至蜀河口的贩运客商。爷爷当年在湖北老河口住过几年，有熟人及江湖上的朋友，能联系农副产品的销路，从中挣些经销手续费。日积月累，与经营人员混熟了，打通了江湖船太公与货老板的关系，慢慢地在棕溪一带人脉关系好了起来，在棕溪有了立足之地。

　　一九四五年战争年代，爷爷在湖北省老河口经营的桐油生意亏于战乱之中。我家状况危急，在资不抵债情况下，爷爷又饱受牢狱之苦。当爷爷减刑放回家之时，一九四六年我的前奶又得了子宫癌大出血而去世，家境更是雪上加霜。二十二岁的年轻妈妈独当一面，撑起了这个大家庭重担。

　　解放后经历土改运动，三反三正，又从个体商贩到互助组，进行工商业改造运动。转入初级社到合作社，合作化运动中我家药店公私合营，转入乡卫生院集体单位。

　　我们家是以经营中药店谋生的，一九五四年合作化时期，棕溪街当时只有刘家和许家两家药店。一九五五年实行股份制合营，自负盈亏，按劳取酬，基本工资加资本分红。后来又招聘了几位医生，挂牌成立棕溪卫生所。

　　爷爷在卫生所当药剂师，主要工作是制做中成药。要把带根的中草药洗干净，分类整理，进行煮熟，晒干，切片，加工成型。那时没有塑料袋包装药物，只有用皮纸、包装纸，把中药包得四四方方整整齐齐，几副药包好后，垒起来用纸绳捆成型。有的药要用大碾槽捣碎，碾成粉末，做成治肝治胃的药丸；有的药做成消炎止痛的膏药，效果良好。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九五五年八月初，父亲从展元调往棕溪小学任教时，因感冒引起了伤寒。由于秋雨连绵，江河涨水，交通阻隔，延误了治疗时间，当赶回到家里中医治疗时因延误了时间而病故。

　　爷爷五十五岁时前奶申枝梅病故，六十五岁时不幸又失去他的唯一一个儿子，我们的父亲当时去世时只有三十三岁。人生悲痛莫过于中年丧妻，老年丧子。

　　我曾在棕溪小学念书时，放学回家路过卫生所，顺便进去看看。爷爷坐在木凳上，脚不停地推动碾槽滚动捣药，很是吃力。七十多岁的老人还不能退休，还在辛苦地干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辛酸难过。

　　爷爷干了几十年药剂工作，从调剂药品到捡药抓药，门门在行。摸索熟了，知道药理，医生开的药单处方一到他手，就知道啥病配啥药。

　　有的患者家属抓药，诊所里规定不赊账，那时候也没有合疗报销。爷爷说对患病者卖的是良心药，根据患者情况，药剂量该少时自然应该少点。有的医生为了挣钱多，处方药剂大，下猛药。爷爷据理相争，对用错的处方、开错的处方及时给予纠正。有的医生通情达理，但有的坚持己见，时间长了爷爷和医生们产生了隔阂。由于爷爷年龄大，爱管事，甚至有的医生　　想排挤打压他。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开始，进行路线教育社教运动，棕溪公社卫生所也在整顿范围。爷爷白天在诊所捡药，整天站立，晚上参加会议还要一直站着做检查。

　　爷爷从未参加过党派和组织，一生忙碌于生计而奔波。从未干过违法乱纪的事，没有干过经济工作，不存在贪污腐化，不存在作风问题，政治上是清白的。整风会议中自查述职与干部检举揭发相结合，工作组实行“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方法，批判会要上纲上线，不然过不了关。他们把普通的生活琐事拉入阶级斗争上深入分析批判，有人问：你家为啥小土地出租？是否雇工剥削人？与旧政府里伪职员有没有关系？旧社会那时哪个副乡长在你家吃过饭？办过事？等等问题提得莫名其妙，匪夷所思，让人难以回答。

　　爷爷说黄土村农户邱令奎欠我家药费，拿不出钱，爷爷用自家两亩地所收粮食来顶账。并没有收地租，不知道啥叫剥削，只知道治病救人，病人治好了，然而土改时给我家认定小土地出租成分，名不副实。工作组中有人发脾气，说刘老汉还想翻土改的案，吓唬爷爷。一次次荒谬的批判全无休止地上纲上线，折腾几个月也拿不出任何证据。主持会议的文书员扣帽子，给爷爷安上“反攻倒算委员”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都知道这是在整人，有谁还敢说句公道话呢！

　　一九六六年冬末腊初寒冷季节，棕溪街上从四川广安来串联的红卫兵举行革命行动。受人挑唆，说刘家是反革命，勒令我们，把我们赶出棕溪街，要给棕溪供销社腾地方。我那时回到棕溪看到我家大门口贴了封条，门上邻居们说刘家被撵到后山去了，已经抄家封门。于是我蒙了，咋有这回事？我不知所措，无奈，只有寻找家人。

　　我当时无家可归，走投无路，向何处去？能咋办？只有默不作声地赶路。当我走到山岔这地方，三面环山，中间岩上夹　　着一座破庙，两边两条小溪经悬岩下流过。两边上不沾天，下不沾地，无法生存。妈妈去打听临近的几个生产大队，都不愿接受这老少体弱孤儿寡母的一大家人。爷爷和弟妹们住了十几天后，又搬到西沟后山去了。

　　我又走了几十里，到了棕溪公社三友大队。那地方是棕溪和张河两区乡交界之处，是歪头山下神仙洞附近山角下的一个阴坡地方，终于在山崖下找到两间破旧石板房安下家来。

　　家里搬进去后又下了场大雪，石板房里渗水。外面冰天雪的皑皑白雪裹着大地，后山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窄小的石板房内异常寒冷。爷爷孤苦伶仃地坐在土坎门角拐拐上，忍饥受寒，妈妈又因为有事要办回到棕溪河里，家里只有己经失学的十来岁的小妹小弟，他们冒着纷飞的飘雪，在茫茫天际地雪地寻找柴火，供爷孙们烤火取暖。

　　我的爷爷从小失去父母，从河南邓州中原地方来到陕南大山里，在棕溪沟里住了几十年，为人正直豪爽，行医积德。不料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晚年蒙受不白之冤，遭遇文革动乱陷于后山冰天雪地之中。虽后来又娶个奶奶同居十来年，却因突如其来的困境，这个奶奶不能再留在爷爷身边陪伴。老年虽孙子成群，但却无力支撑这个困难局面。家里只有我的母亲出头露面，关顾这个家庭。由于情况特殊，哥嫂和奶另居。被迫造成妻离子散，一家分成两家，天各一方，把这老小隔在两处，艰难度日。

　　人在难处，虽然有人落井下石，有人冷眼相待，有人划清界限，脱离情缘。但也有不少好人在安慰，在相劝在帮助。住在后山边的老汉送来木柴取火供暖，也有亲戚送来米粮食品，热心相助。人在难处，受助于贵人，感人至深。

　　过了春节后，公社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年初总结动员会称为“三干会”，会后公社书记和社长通知大队干部，让刘家搬回来。给干部说，刘　　家不是地主，也不是反革命。搞错了，赶快给予纠正。综台木匠王师听到后，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家报信。

　　我们听到这个喜讯，甚为感动。政府还是实事求是，及时给予平反。有的人乘文学运动乱扣帽子乱整人，有的人盲目地被人煽动，听信谣言，但我们理解和相信多数群众都是明智的。在很快时间内我们又回到棕溪街上，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年前年后，搬出搬进。折腾了三个多月，我们终于平反昭雪。在阶级路线专案组少数人专制下，制造混乱挑拨离间，破坏社会安定之举的所谓“革命”，真是荒唐之举。那个年代里，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我们的家也是运动中运动。从六六年冬月到七几年返回期间，我们搬了十次家。子女们经受各种磨炼，老人们遭受着各种磨难。七九年我家回到棕溪街后，爷爷走完了九十年的风雨历程。